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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

《左传》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大事有两件，祭祀和战争。古人甚至把祀放在戎之前，说明在上古时代，神权先于王权。这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比如，中世纪欧洲各国君主的加冕和离婚就需要教皇的点头，仪式上也是由神职人员为国王加冕，直到英国新教徒革命为止。因此在分析和认识上古文明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神权与世俗王权的关系特征这一点。

从三星堆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是典型的神权文明，具有神权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一点可以从众多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社会生活主要围绕神权祭祀展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神权器物上，而生活物品发现得少且质量也不高。反观殷墟文明，可以明显看出，神权社会特征没有三星堆明显，出土器物也以生活、战争、陪葬物品为主，祭祀器物主要是酒器，鼎，罍、尊等实用化物品，没有神像、神树、神坛、神面具等明显不具备实用化特征的物品。甲骨文反映的祭祀内容也主要是战争，子嗣，婚姻，庆功等世俗化占卜内容，而且殷墟体现的更多是祖先崇拜而非神鬼崇拜，这一点与三星堆有巨大不同。这说明殷墟文明更接近世俗化的王权文明，虽然它也存在宗教的东西。

了解了这一点，如果三星堆和殷墟存于同一时代，若它们之间如果存在关联，那么应该是什么关系呢？三星堆是神权社会，殷墟是王权，神权先于王权，如果是进贡，也应该是殷墟进贡三星堆才对。如果没有隶属关系，那么双方只可能是敌对的关系，神权和王权的矛盾不可调和，只可能是你死我活的状态。余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作为当时各自文明的中心，三星堆和殷墟是如何影响其它区域的呢？其实不难发现，殷墟作为世俗王权社会是依靠武力进行扩张，并且将文字带到武力征服的区域，这使得以甲骨文为源头的象形文字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繁衍发展演化。但很明显，三星堆不在这些被征服的区域内，因此三星堆暂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当然也不会有甲骨文了。除此之外，殷商对后世的影响不多。而三星堆作为神权社会，主要是依靠文化来影响周边，这个周边可能包括巴蜀，汉中，周，云贵，中原、湖广、甚至于东南亚，这是神权施展影响力的典型特征。因此可以大胆地推论，周人所宣称的三皇五帝，夏启等传说源于三星堆祭祀神话或传说，山海经也是根据这些传说或神话编撰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山海经的诸多描述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上得到完美印证的缘故。

由此，当我们开始提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时，应当明白，殷商在文字和部分器物上做出了影响和贡献，而三星堆更多是在文化内涵上深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当我们津津乐道于美丽神奇的古代中国神话时，很有可能这些神话和传说就来自于三星堆人的故事。

国家的大事，重在祭祀和军事。

出处：《左传》，刘康公见于成公十三年，出自刘康公的一段说辞。

原文：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释义：刘康公说：“国家的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分祭肉之礼，战争有受祭肉之礼，这是和神灵交往的大节。现在成子（指成肃公）表现出懒惰不恭，丢弃天命了，恐怕回不来了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

近年来，关于中华文明史的探源研究广受重视，多有成就，但突破性成果一直没有出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成因复杂，但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加以重视，那就是对于中国文明史的探源性研究，还需要对其发展进程的时段性特征予以重视，并以此对不同历史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作整体上的俯察概观。

如果无视这种历史时段性特征，可能就不利于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些问题特征的把控和分述。

尧舜禹三代时期，应该属于部落联盟阶段，在文化传承历史上属于口头传承历史时段。对于这段历史，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只能通过口头传承给后世历史文化留下一些印记。

因为后世儒家思想的过滤加工，致使这种印记出现了严重的折射和变形，犹如山海经一般悠忽飘渺，不容易辩识。尧舜禹已经人神难分了。

自启以下，历史由部落联盟的部落民主时段，进入家天下的霸道时段，这应该属于极端残酷的奴隶制历史时段，国就是家，家就是国，还没有“政制”的概念，对国家的统治依靠的基本就是暴力，所以国家统治的军事色彩极为浓厚，威吓、打压、征伐是统治的主要手段，其核心“政制”（如果算政制的话）就是军事流寇主义，另外再附之以鬼神祭祀的宗教手段，所以才有了“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的阐述。但再这个时段中，周王朝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段，具有起承转合的重要意义，“天道”概念得以形成，“天人合一”成为政治合理性的最权威阐释，在此思想控制下，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分封制，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制”的滥觞，也标志着中华文明的道德核心理念的形成。

自周以近，中华文明才真正进入现代政制意义的中央王朝的集权制国家时段。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封建政制逐步完善，期间虽屡有外族入侵，但中华道统文化以其强大的统纳包容性，将所有入侵者加以消化吸收改造，最终成为中华文明大树的有机构成部分。

有了这样一个明晰的概念，可能将会更有利于我们对中华文明溯源工程的实施开展。

所以，对夏商周三代的把握，对夏商周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认知，不能超脱了其所处的历史时段性特征。惟其如此，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才是历史的、唯物的，才是历史唯物论史观的正确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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